art world: 重思录像艺术

Published in art world No.287

By: Wang Yiquan

Jul 01,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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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的最新个展中介一共呈现了五件作品,分别被布置在画廊的三个区域,前厅主厅侧厅,进而形成三组有所区别的意义表达。这位擅长使用录像的艺术家继续了他对录像艺术的实践,而他的作品不仅反映了其个人对这门艺术实践的思考,也从几个不同的方面折射了录像艺术自身面临的问题。

 

在整个展览里,最吞噬注意力的作品名为《运动》。李明利用这件通道高清彩色投影作品统治了天线空间的正方形主展厅,并在两面相邻呈直角的展墙前搭起了特别制作的八个荧幕,每个之上都投射着类似跑酷练习的动作:艺术家亲自在同一段乡镇公路上奔跑追逐,在滑板摩托挖掘机小卡车等等交通工具彼此之间跃上蹿下,转展腾挪。李明花费了几天的时间完成了这组拍摄,他亲自的跑酷表演构成了作品的情节,简洁而避免修饰的长镜头形成了作品的视觉语言。通过后期剪辑他将几次内容相似的表演排列成一组影像,在展览里他选择了以近似同步而又略带时间差的播放方式来呈现八个影像。这种呈现方式分散了观众眼睛的焦点,令人常常跟随着画面中人物运动的节奏而暂时忘记了正在观看影像本身,错以为是面对

一场演出。《运动》的内容展现了李明对荒诞之事匪夷所思的想像力,不过就情节本身而言它并不具备更多隐喻和叙事,它更像是一场被记录的表演。但与此次同时展出的其他几件录像相比,这件作品的视觉效果更加突出。多屏幕的播放方式让观看感受变得既跳动又愉悦,恰合互联网复制时代的艺术欣赏方式:多视点和发散。

 

画廊的前厅里播放着李明的双屏影像《变焦》,一个显示器上表现了雾气与夜色中的东方明珠塔,另一个显示器上播放着朝远处建筑不断变焦的画面。这些单调的画面源于李明的一个构想以及由其引发的一系列行动:他站在其杭州住所的楼顶,用一架索尼摄像机朝着上海的方向变焦,接着用肉眼辨别摄像机画面里最远的建筑,随后向这个目标建筑出发,每当到达一个建筑后,就以它为起点再次向着上海的方向变焦。在亲身寻访过 36 个建筑物,跨越了 460 公里的路程后,李明将最后的镜头定格在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塔。这件作品本身的视觉内容并没有提示什么值得寻味的叙事,所以仅仅观看这个循环播放的录像是不得其解的。因为更多的故事发生在艺术家身体力行地对目标建筑的探访之中,那些发生在找寻过程里的阻力,迷失,留恋,甚至是枯燥,或许才是更有意思的事情。然而,李明的《变焦》却故意仅仅展示了单调的光选变焦过程,而刻意省略了身体为实现想法而付诸的行动。这个决定让影像之外的那些探访工作变成了没有观众的表演,而那些影像画面则成为了单纯的镜头试验,或者说是表演的壳。

 

在进入最后一个展厅之前,李明的两件作品已经分别触及了录像艺术实践的两个核心问题,即录像艺术和表演的关系,以及录像艺术语言的可能性。《运动》展现了李明精心制造的表演,而《变焦》则隐蔽了所有画面之外的东西单单呈现出了纯粹的影像。前者强调了表演对于录像的重要性,而后者展示了摄像机这一技术媒介在创造图像中的作用。两者都从各自的语境里关联了展览的主题“中介”,在这里表演和摄像机两种不同的主体成为了艺术表达的中介。然而,在最后一个展厅里,情况有所变化,这些艺术表达的中介相互接连构成了一个整体。

 

侧厅里的三件作品都与一次性打火机有关,它们看起来像是一个完整的创作计划,也可以将它们视为一件结合了表演和录像及绘画的大装置。李明的创作背景源于对一次性打火机的好奇,为了展现这个再普通不过的现成品的制造过程,他决定访问打火机的生产基地河南夏邑并希望完成一系列的拍摄,为此他还向生产商定制了一万个打火机。展厅里播放的四屏录像《一次性打火机》正记录了打火机的制造过程,李明用多个特写以及画中画的方式将密集型的劳动和种种有关低端制造业的隐喻表现了出来。利用这些打火机,李明又创作了其它两件作品,展出的影像作品《361》记录了李明在一张大尺寸的手工纸上摔碎装有红色颜料的打火机的表演,作为表演的结果,被染成红色的纸张成为了另一件作品。在展厅里李明还展出了一件名为《977》的手工纸作品,这是他摔碎 977 个打火机得到的一幅画面。虽然三件作品各有特点,但它们很难脱离彼此而独立,因为每个单件作品赖以自圆其说的艺术情景都不充分。不过,当将三者纳入到一个整体而审视的时候,从录像到表演再到那个可以姑且称为绘画的纸上作品,它们彼此关联的上下文会变得愈加紧密,进而形成完整的意义:它们在共同诉说着平凡无奇的现成之物是如何被纳入到艺术创作范畴的。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录像艺术的兴起开始,“录像作为艺术形式”这一命题就面临着多个矛盾的问题,似乎往前一步,录像面临着变成表演的附属品的危险;退后一步,录像还须在媒介本身及其艺术语言上做出更多实践,特别是用以区分它与主流电影和实验电影的关系。这样的问题也反映在李明的这次个展里,他借助“中介”这个概念去勾勒录像艺术的边界,并以不同的作品对录像艺术面临的实践问题给予了一定的关照。然而这次展览仅仅显示了一个端倪,更大的突破尚没有到来。对表演的场面调度,对镜头语言的运用,对展览方式的创新,以及对观念和行动之于创作的关系的反思等话题,仍会是李明继续实践的可能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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